【中国食品报网】贺兰山东麓的“理性时刻” ——从一场百年大会看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内生转向

　　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成员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这是OIV自1924年成立以来，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也是中国2025年正式加入OIV后深度参与全球产业治理的第一次主场实践。51个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贺兰山下，5天会期，33个国家400余项科研成果集中交流，《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布。

　　把这场大会放在贺兰山东麓二十余年的产业轨迹中看，它的分量不在“来了多少人、签了多少约”，而在于它为一个产区的“理性转向”提供了国际坐标系的确认。OIV主席伊薇特·范德梅尔韦在闭幕致辞中说了一句话：“葡萄酒的未来，绝不会只有一种面貌。”这句话放在贺兰山东麓身上，比放在任何产区都更贴切——这个产区正在学习的，恰恰是不再以别人的面貌来定义自己。

　　“被邀请”之前，是十几年“对标”

　　大会落地银川，并非一次偶然的“申办成功”。2012年，宁夏成为OIV在中国唯一的省级观察员，产区从技术标准到管理规范，七成以上直接对标OIV体系。2021年，全国首个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入选中国首批100个地理标志产品。十余年间，这个产区做的事本质上只有一件：把国际规则一条一条嵌进自己的种植规范、酿造标准和产区治理里。

　　所以当51国代表走进贺兰山东麓的酒庄和葡萄园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临时布置的“展示窗口”，而是一套已经运转多年的系统。OIV总干事约翰·巴克在大会期间评价中国葡萄酒“品质上乘，既蕴含了对中国独特风土日渐深刻的理解，又彰显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这份评价的关键词不是“品质”，而是“理解”——一个产区对自身风土的理解，以及一套可以被国际规则识别和验证的表达方式。

　　大会发布的《贺兰山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深耕生态文明、强化创新引领、完善标准治理、严守安全底线、激活市场动能六大主张。对贺兰山东麓而言，这份倡议的实质含义是：它开始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向“参与者”“共建者”位移。一个产区真正的理性，始于它不再只关心“我的酒好不好喝”，而开始关心“我的规则有没有人用”。

　　一粒酵母和一条产业链的“向外生长”

　　大会聚光灯之外，支撑这场“理性转向”的，是上游技术环节和产业链组织方式两条线索的同步推进。

　　技术端的标志性事件，是本土酵母菌株的系列化。长期以来，中国葡萄酒的酿酒酵母依赖进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刘延琳团队从2万余株本土酵母中筛选创制，先后推出适配西北高糖发酵的浓香型酵母、国内首个干白酵母，并在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期间发布了第四款本土酵母菌株。酵母是葡萄酒风味的第一道决定因素，本土菌株的系列化意味着贺兰山东麓可以在发酵环节建立区别于新世界其他产区的风味标识。当产区竞争从“像不像波尔多”转向“是不是贺兰山”，微生物层面的自主性就是风味自主权的地基。

　　产业链端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距离银川2300公里外的福建永泰。闽宁协作进入第三十个年头，“宁酒闽窖”模式把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原酒与福建永泰的青梅放在同一只发酵罐里。福建永泰素有“李梅之乡”之称，关联果农超2万户，但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宁夏产区则欠缺深加工转化能力和终端市场渠道，年份原酒周转慢、溢价难。2024年初，永泰县邀请宁夏西鸽葡萄酒产业集团考察，双方选定在高峰村共建酒庄，当年2月签订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全面达产后年可消化宁夏葡萄酒原酒5000吨、永泰青梅7000余吨，年产高端酒类产品1000吨，年产值1.5亿元。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写入贺兰山东麓的“理性叙事”，不在于一个跨省项目的产值，而在于它改变了闽宁协作的方向。过去三十年的主线是福建企业到宁夏投资、帮扶、建厂；这一次，是宁夏的葡萄酒企业带着原酒和酿造能力到福建去，把东部的水果资源、气候条件和市场渠道接入自己的产业链。西鸽集团董事长张言志的表述是“西酿东藏”，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一个产区的成熟，不仅表现为它能把自己的酒卖到多远的地方，也表现为它的产业逻辑开始向外溢出、与其他区域的资源发生化学反应。

　　戈壁上的账本：生态与富民是“理性”的底账

　　如果把“理性时刻”仅仅理解为出口数据、国际大会和制度平台，它仍然是悬浮的。贺兰山东麓这场转向最扎实的部分，写在戈壁滩的土层里。

　　贺兰山东麓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滩，老一辈拓荒人的记忆是“一碗饭里半碗沙”。四十余万亩戈壁荒滩因葡萄变为绿洲。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42%。志辉源石酒庄的前身是一片废弃砂石矿区，2008年起恪守“先造防风林、再配水电路、后建葡萄园”的次序，十多年修复废弃矿区6000多亩、建成生态林8000多亩。红寺堡区的汇达阳光生态酒庄把废弃采砂场变成葡萄园，区域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升至14.15%。葡萄藤在这里承担的功能远不止酿酒：深沟浅种减少水土流失，根系改良盐渍化土壤，藤蔓遮蔽减少水分蒸发，一株株葡萄藤成了治沙复绿的“活工具”。

　　生态账之外，还有一本富民账。葡萄酒产业为周边农户提供近13万个就业岗位，创造工资性收入12.2亿元。闽宁镇的原隆村等移民社区，酒庄常年稳定吸纳1500人在岗就业，惠及周边近500户家庭。银川市西夏区昊苑村的苏金萍，从戈壁垦荒的参与者变成源石酒庄300亩葡萄园的管护人，月工资涨到5000元，“家里买了新房和新车，还供养出一个大学生”。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李财，从日薪17元的“挖沟工”成长为汇达阳光生态酒庄的首席酿酒师，他带领团队酿出的酒在法国波尔多国际挑战赛上拿了银奖。这些个体轨迹拼在一起，构成的是贺兰山东麓最底层的产业合理性：它让一片不适合传统农业的土地，长出了能让普通人安身立命的产业。

　　生态价值甚至已经开始被“计价”。2025年12月，全国首笔酿酒葡萄园碳汇交易在贺兰山东麓完成：中粮长城天赋酒庄179公顷葡萄园及36公顷防风林，首笔交易40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75元，交易总额3000元。数字不大，但全国首个酿酒葡萄园碳普惠方法学同步落地，意味着“一亩园子固多少碳、换多少钱”从此有了可推广的尺子。经初步核算，贺兰山东麓产区2025年生态产品总值（GEP）达344.95亿元。当生态功能开始进入资产负债表，一个产区的“理性”就有了超越短周期市场波动的锚点。

　　贺兰山东麓的故事，曾经很容易被讲成“东方波尔多”的追赶叙事——看它的酒像不像谁，看它的产区离世界还有多远。但2026年秋天的这场大会，以及大会之外那些更安静的变化，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本土酵母在发酵罐里建立的，是风味的自主权；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变为双向产业链咬合，是产业逻辑的自主生长；四十万亩戈壁变绿洲、十三万个就业岗位、第一笔碳汇交易，是产业与土地之间重新签订的一份长期契约。